[50]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沪民申2757号民事裁定书。

所以，依据法律思维不限于、不等于依据法律规则思维，还应包括依据法律原则思维以及法理思维。因为法律不苛细小事急无法律，使得依法行政非常困难，愚忠法律就可能无法执法。

还有一个小狗撞上法科学生的笑话。这虽然扩大了审判的繁难程度，但也增加了审判的艺术魅力。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时还被许多人认为这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最大亮点，但我看这恰恰是最大缺点。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罪不在己。

{34}要是我们的法学教研人员也和法官一样思维，那是法学的悲哀，法学就无法进步，法学人才就无法培养。呼格案不是哪个律师发现的，而是记者发现的。但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并不一定会妨碍甚至侵蚀法律的公平性和法治的统一性，因为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只是其一，同时还要万变不离其宗——法治精神。

呼格案不是哪个律师发现的，而是记者发现的。或如张文显教授所说的法律是求真向善尚美的艺术。但法官查遍了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它只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2]，其中并不包括上述特定情形。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司法对立法的反馈和促进作用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辩证的人只能辩证地认识、辩证地思维。这就使得法律具有滞后性，甚至法律制定之日就是法律与社会关系脱节之际。

结果导致恶性循环，法律人成了机械的技工，只能照抄照搬法律，对一切不确定性的东西都无所适从，因而只好将其排斥在外，而原则、价值、法理恰恰就是一种不确定性的东西。由于辩证法是一种高超的思维艺术，一般人难以掌握，辩证法在许多人那里确实变成了变戏法，甚至是诡辩法，结果损害了辩证法的名声，以至于许多人反感辩证法。许多人把法律思维缩减为司法思维或法官思维，他们所讲的法律思维主要就是司法思维、法官思维。因为无罪推定并不是虚拟事实，一个人犯没犯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法律思维不是为了突破常识共识，而是为了更好地合乎常识、寻求共识，是否合乎常识、能否寻求共识，恰恰是法律思维的一个重要内容。要是这也算是民法的基本原则，那么民法的基本原则就太多了，甚或就无所谓民法的基本原则了。不顾条件、无条件地追求或奢求客观事实才是违背实事求是。不客观也往往不合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线，就要求判决结果要达到客观性与合法性相统一。

人都有道德风险，在所有的法律人中，律师的道德风险可能是最高的，因此，像法律人那样思维，最不能像律师那样思维。但世界事物并非都是非此即彼、一清二楚、两极对立的，相反，是又不是，不是又是，唯有如此，才是人话。

人们之所以会如此思维，其实也是没有正确理解辩证思维。这种违法思维违反的是一些具体法律规则或判例，但更合乎法律精神和法治原则，这种违法思维不是形式法治而是实质法治，不是法律思维而是法理思维、价值思维。

{13}435-436法理思维是理论思维在法律思维中的具体贯彻和直接体现，法理思维的培养，除了热爱法理、学习法理、研究法理，也没有别的办法。【摘要】 法律思维、法治思维与法理思维是三个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重要概念。不是说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没有区别，也不是要放弃客观真实而追求法律真实。及张文显教授于2017年12月5日在苏州大学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系列活动第一期上的报告。对于恶法来说，无论形式多么优美、程序如何完善，都不可能得到善治。这就是一种事实状态，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鉴于两害相权取其轻，推定其无罪而已。

霍姆斯说：法律是法律人的圣经。为了避免概念混乱和以偏概全，也为了综合它们并指出它们共同的基础——法理(上述各种思维都要思及法理并维之或对法理思且维之)，就有必要在它们的基础之上确立一个上层级概念。

[5]马克思说：1842原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但有人把法律思维与实事求是对立起来，认为多年我们强调实事求是原则，这是不对的。

如果不能求真，那它就仍然是屠龙之技。一些冤假错案往往就与法理思维、价值思维的缺失密切相关。

如认为合法性优先于客观性。但理论思维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需要经过长期的理论思维训练。{11}如果司法思维过于考虑特殊性，就会特事特办，一事一议，因事(案)而异，因人而异。{5}如许霆案就得益于社会常识共识，因为社会常识共识告诉人们，没有几个人能够经得起类似的考验。

在这份意见书里，这些一流法学家们认为可能存在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影响了有效打击犯罪应尽快建立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应从打击犯罪至上到保障人权至上坏蛋也要被公正对待改判是为了保障人权等等。人不只看眼前和脚下，还有诗和未来。

{8}490不仅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还严厉地指出：如果一个法律工作者不曾研究经济学与社会学，那么他就极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法治建设永远在路上，并且在前进路上仍然充满着艰难险阻，必须坚定理想、追求理想。

他在司法中有时也是选择性司法，如他对反垄断法的司法就是如此。如果每个法官每次审理个案时，都秉持普遍正义高于个案正义，或者为了普遍正义可以牺牲个案正义，那么，他们就会以为自己审理的个案正义与否并不重要，甚至不必考量该个案是否正义，即使该个案不正义也不会影响普遍正义，这样就会使法官怠于思维、疏于审理，结果就会导致许多个案的不正义，其后果不堪设想。

法律思维是奉法，法治思维是践法，法理思维是明理，明理才能更好地奉法、践法。法律思维不仅是求真，而且要向善，还要尚美。由于审判期限等原因，要求法庭无论真相是否查明，都要即时下结论。这一方面存在对法律的误解。

有什么样的法律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思维，也就是说，是法理思维决定着法律思维。为此，本刊特辟专栏刊登这方面的论文，作为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旨在为法(理)学的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而不懈努力。

{18}798这种不能普遍适用的东西，对于法律而言就没有价值，因为法律是一种普适性规则。(3)于此情形，法官应遵循公认的学理与惯例。

所以卢埃林指出：只有技术而欠缺价值是罪恶，空有价值而没有技术是愚昧。至于两者的关系，有人认为，法律思维是根据法律进行思考，法治思维是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围绕法律及其相关社会规范进行思考。